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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一只白瓷:《白瓷之路》(The White Road)

2020-06-14 101 ℃

不只是一只白瓷:《白瓷之路》(The White Road) 

  我们对瓷器的文化想像是传统中国的,像宋瓷、元明青花,清初粉彩;对当代瓷器消费文化的印象却是欧洲的,好比德国的迈森、英国的威治伍德、丹麦的皇家哥本哈根。前者摆在博物馆里供人膜拜,后者让人显示身份品味。瓷器工艺从中国没落到西方崛起,从文化想像往品牌印象流转,中间历经千迴百转,既是工艺技术与物质文化的交流,也是政治权力与慾望的张扬,更是商业贸易的纵横往来,最重要的转折,或许应该从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的观察报告说起。

德瓦尔的朝圣之旅

  殷弘绪何许人也?这位耶稣会传教士或许不如他的前辈利玛窦、汤若望有名,但是他向耶稣会回报的中国书信却影响了当时欧洲启蒙思潮下的学者,特别是他对中国瓷器製作的报导。在中国陶瓷史上,殷弘绪被视为间谍不受待见,在欧洲瓷器史上,他却是一页传奇。历史教授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在他全球化研究的学术之作《青花瓷的故事》( The Pilgrim Art, Cultur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中,殷弘绪是他下笔的源头。而本书作者爱德蒙·德瓦尔也注定随着殷弘绪,从景德镇开始他的《白瓷之路》。

  这两位作者毫不意外地在标题中都用了「朝圣」的比喻,暗示了一场求索意义与价值的过程。德瓦尔搭上了《青花瓷的故事》书里的脉络,从它结束的地方,继续历史学者没说下去的故事:欧洲瓷器产业如何逐步成长,将中国瓷器逐出了世界性消费市场。但是,如果你抱着阅读瓷器史的期待来阅读德瓦尔的白瓷之路是远远不够的。

  身为陶瓷艺术创作者,德瓦尔想给读者的不是关于瓷器的任何新知,而是一个敏锐的现代瓷人对他职业传统的招魂之旅。在本书,不管是炼金师与数学家的相遇,或者是贵格会药剂师碰上擅长专利掠夺的商业天才,或者是极权独裁下的倖存者,甚至是现代经贸竞争下的汲汲营营者,德瓦尔探寻的白瓷始终需要手感、触摸得到温度,带着手工匠人的狂热与癡心。他要的白,并不像传统中国书画里那种运墨而五色具,不是单纯指向纯粹美学上的素色,而是透过社会文化的肌理,带着典型的英式距离凝视各种纯白中的政治操作,以观照自己所追寻的素心白。

  爱德蒙.德瓦尔的父亲是坎特伯里大教堂院长,母亲出身于着名俄裔犹太银行埃佛吕西家族(Ephrussi family)。他五岁开始玩陶土,青少年期师事杰佛瑞·怀廷(Geoffrey Whiting)。怀廷是伯纳德·李奇(Bernard Leach)陶艺工作室的门下弟子,这工作室与日本陶艺界渊源极深。十七岁时,德瓦尔以写作申请进入剑桥,毕业于三一学院英国文学系,曾至柳宗悦民艺馆修业两年,在世界重大美术馆开办过不同主题的个展;而作为陶瓷教授,他还写过不少教科书级的专业书。一九九八年德瓦尔为李奇出版第一本传记,二〇〇七年再度梳理李奇与与日本陶艺的关係;如果说他之前非学院的陶瓷书写是为了整理师承脉络,这本《白瓷之路》就是他年近半百,盛名在身时,却顾所来径之作。

三个重镇三段发展

  德瓦尔以中国景德镇、德国迈森、英国普利茅斯三个瓷器重镇呈现三种工艺发展的类型。

  在殷弘绪的叙述里,景德镇瓷器是以极高的效率,精细的分工,大规模集中製造的产物,但陶匠在没有保障、没有人道的生活条件下成为工作蝼蚁。三百多年后,德瓦尔在景德镇看到的景象并不遑多让。殷弘绪笔下对中国匠人的悲悯,一样出现在德瓦尔的行文中,不同的是,他还有艺术家的某种尖刻。他从明成祖的僧帽壶、大报恩寺的琉璃塔,贯穿到文革时代的工农兵,乃至毛泽东瓷像,不管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的白瓷,都超过他的承受範围。还没到访前,他认为中国的白瓷是简约的,亲历梦土之后,却让他体会到这种简约的背后其实有着太过庞大的集体,太过政治的操作。

  随着他的探访,读者看到製作流程里的某些切面与细节。当代景德镇的劳作持续以追求古玩的审美品味,榨出每一分劳动力,以一门心思全部技艺扑向逼真的临摹仿作,创造出商品价值,整个经济生态却容不下个性化且具才情的艺术创作。

  「发明于中国,发扬于欧洲」,这是二〇〇八年德国迈森庆祝欧洲瓷器发明三百週年时提出来的自豪语。

  迈森瓷器的高岭土配方到底是雀恩豪斯还是波特格研究出来的?这在迈森瓷器发明三百週年纪念之际重新爆发出来的争议,对买家来讲其实无关要紧,但是对物质文化发展史来说,却有历史诠释的重大意义。

  雀恩豪斯受益于启蒙文人思维,游走四方,往来牛顿、史宾诺沙与莱布尼兹等学圈,精于光学与製造玻璃,擅长提问与实验分析。一六九六年他在萨克森强力王奥古斯都资助下,带领一个研究团队,研究一切奥古斯都要求的项目,特别是瓷器。一七〇一年波特格以失败炼金师的身份加入团队。根据一张原始实验记录,一七〇八年一月十五号实验室做出第一批硬胎瓷器,同年十月九月烧出第一只真正硬瓷的欧洲瓷杯—两天后雀恩豪斯去世。再次强调这些年份,是因为这涉及到一种历史诠释和一份永远的遗憾。

  从一七〇一到一七〇八年这段时间,殷弘绪还没开始回报他对中国瓷器製作的观察,瓷器在当时的欧洲充满了神秘的光环,而这个实验室却独立拆解了困扰欧洲百年之久的中国瓷器秘方。他们靠的并不是波特格的奥术点石成金,而是以最笨的方法穷究一切可能,透过一项一项排除比对成分的实验,反覆操作出来的结果。雀恩豪斯与波特格的合作,足以呈现旧时炼金术所累积起来的知识与技术操作如何受到启蒙思维逻辑分析的提炼,转向现代科学。而迈森瓷器日后不但改变了中国以瓷器、生丝和茶叶出口的国际贸易生态,也改变了欧洲的餐桌文化。这些影响才是迈森瓷器所谓「发扬于欧洲」挥洒出来的自豪之意。

  波特格自有他传奇的成分,迈森瓷器发展的三百年历史里需要传奇故事。从一开始迈森瓷器工坊就属于萨克森王室,随后归于德意志帝国,即便在东德共产党专政时代,也依然是国家级重点文化工业。在王权帝国时代,迈森瓷器发明人是谁,一点也不重要,一切荣耀属于王。东德时代,劳工农民至上,不允许抬举贵族,波特格被拣选出来,强化了他的历史角色,却因此隐没了迈森瓷器研发的现代性意义。而如果不是雀恩豪斯死得过速,当年迈森第一批瓷器究竟会以波特格还是雀恩豪斯之名来命名,恐怕还是未定之数。三百年后,他的孙辈也不用奔走呼吁为他正名。

  德瓦尔在他的追寻里,花尽心力挖掘这些被檯面上胜利者所掩盖的沈积,给予相匹配的历史篇幅,不只是雀恩豪斯这个角色,还有一位寂寞的贵格会药剂师威廉·库克威尔兹。

  人人都知道威治伍德,知道他的炻器,知道威治伍德瓷器工厂的流水生产线打败了中国景德镇精细的封建分工,但是很少人记得库克威尔兹,这位英国瓷器真正的发明者。

  虽然殷弘绪的书信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但是在普利茅斯,没有穷奢极侈的国王,没有炼金大奥术,有的只是贵格会养成的敬谨与药剂师训练所具备的化学知识,以及对大地矿物灵敏的嗅觉。历史学者对景德镇败给后来追上的英国斯多克城可以有很多说法,但是在德瓦尔的故事里,却只用对待瓷器碎片的态度就道尽了其中的关键。

  库克威尔兹收藏分析瓷器碎片,每个碎片的裂口都是灵感的来源,相反的,景德镇却没人关注那些淹到脚目的碎片,充其量当作建材再加以利用──这就是两者竞赛一开始本质上的差异;相同的是两者对待底层劳工的态度。说到底,景德镇的陶瓷製造是当作技艺而不当作一门科学知识,代代以不落文字的家传秘法相传。

  相较于德国迈森,英国威治伍德瓷器晚了半世纪,也多了半世纪去适应现代化的工业操作。不同于迈森瓷器一直受到政治权力的全力支援与保护,威治伍德瓷器是私人企业,靠着商业资本累积与专利权争夺的手段不断地壮大发展。它是现代意义下的陶瓷工艺,再无神秘与传奇。

 

二十世纪革命浪潮下的瓷器

  但现代陶瓷工业就因此再无话可说了吗?不,二十世纪革命浪潮下的瓷器发展依然令人惊心动魄。犹太人菲利普·罗森塔尔(Philipp Rosenthal )成立的现代瓷器公司 ,达豪集中营里的阿拉赫瓷厂,甚至是经历战争与文革,一切都碎掉的景德镇如何重振,都是德瓦尔朝圣之路的途中风景,也是现代瓷人必须翻过的另类山头。

  罗森塔尔与包浩斯设计学院合作,设计出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瓷器作品,以纯白、几何线条闻名于世,它的简约是现代工业化的简约,符合以钢铁机械象徵进步的时代气氛,却不再具有手作温度。罗森塔尔的瓷器是包浩斯对现代设计界影响的例子之一,更贴近普罗大众的消费能力,更能反映市民阶级品味,它能在短期间大量製造品质稳定的产品,让「有钱就可以买到品味」成为可能,挑战了过去贵族领导品味流行的阶级限制,而它所带来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

  其后罗森塔尔因犹太血统在纳粹时代被迫放弃整个企业所有权;而纳粹掌权后,汇集德国顶级陶瓷厂的各级人才,成立了阿拉赫,致力于製作代表德意志灵魂的白色瓷器,单看募集的瓷厂名单就令人咋舌。这个瓷器厂几乎可说是希特勒爱将希姆莱的私人作坊,替他增进往来酬庸的筹码。二战后期战线吃紧,瓷厂专业劳力不足,还强制徵用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以确保生产始终不辍。战后,那些被徵召的瓷厂慢慢恢复自身的运作,甚至连罗森塔尔家族也拿回了经营权。但是阿拉赫这个瓷器厂不单是厂名标誌,所有与党卫军、纳粹文化相关的陶瓷作品都从市面上消失,就连旧货古玩店里也难见蹤迹,只剩那些生动吸睛的动物瓷偶,藉着不见经传的小瓷厂悄悄流通。德瓦尔透过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汉斯·蓝道尔在劫后余生写下的书信,见证了这个被刻意遗忘的顶级陶瓷厂。在蓝道尔回忆录中,瓷厂里的囚犯即便连拉趟媒车、听一回收音机都是日常劳作里的小确幸。

  战后东西德分裂,迈森瓷器工坊归属于东德政府,一九五五年在国际共产党友好合作计画下,东德政府派出迈森瓷器工人协助中国重建景德镇瓷器厂,一直到一九五九年中苏关係中断,东德工人撤出。尔后景德镇开始製造毛泽东瓷像。

  就这样,一个极具观察力的耶稣会修士、一个死得太快的启蒙数学家、一个失败的炼金师、一个成了鳏夫孤独一辈子的贵格会药剂师、一个熟稔现代专利战的商人、还有一个从灭绝里看到小确幸的绘师,都被德瓦尔召了魂,说了一个关于瓷器由东往西,又回流向东的故事。

德瓦尔的白瓷

  这不是一般陶瓷爱好者的淘宝之旅,也不是历史学者旁观式的探究,这是德瓦尔追寻的故事。在多层次的故事轴线下始终不散的低音,是德瓦尔对自己创作之路的回顾,也是本书的第四个主轴。他就像雀恩豪斯、库克威尔兹一样,一步步摸索着前进,从製作杯碗瓢盆开始,渐渐走上独具个人风格的大型白瓷装置艺术。

  透过五只珍贵白瓷器的获得与给予,让这场波澜壮阔的朝圣之旅同时成为他的学习之路,每一段探访都让他找到「同伴」,重新看到纯粹与坚持。就像他从二〇一二年开始的一系列白色瓷瓶的创作,在不断反覆製作大小瓷瓶中,去探究现代瓷器製作和时间的关係,再次思考瓷器之所以为瓷器的存在意义。德瓦尔相信艺术家会透过作品成为某种人,真正艺术品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而白色同时也是一个通往自己重新出发的方式。

不只是一只白瓷:《白瓷之路》(The White Road)

  德瓦尔擅长大河剧般的写作,在他上一本长篇家族传记《琥珀眼睛的兔子》中,藉着日本江户时代的根付微雕,写尽一个犹太家族在欧洲反犹主义下,历经百年风华而后浮游离散的沧桑。《白瓷之路》是他第二本大河作品,同样具有从一沙看世界的穿透力,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视野。

  德瓦尔敏锐的感官能力不断反映在本书的叙述中,特别是藉着他的手感触觉去推进故事的发展。对译者而言,这种极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并不容易掌握,尤其本书不管是地理空间还是历史时间横跨的幅度都很大,容易失之断裂。而最见功力的翻译挑战或许是作者徵引的殷弘绪书信集。

  殷弘绪是受过完整训练的耶稣会士,以西方知识系统的眼光去观察充满地域性格与方言行话的中国城镇,写作对象是远在他方同知识系统的神父,对现代中文读者来讲,他的书信集是不容易进入的文本。而书信本身又经过多方传抄转译成各国语言,每种语言译本内容皆有出入,中文坊间可查考的却只有节译本。本书译者林继谷参考了中英德不同译本,加上自身的古典中文能力,翻写转译作者的徵引,逼近当时的语境,不仅展现出对中文书信典章的驾驭能力,同时还调合多重地域与跨时代不同的叙述风貌,增加了全书的说服力与流畅度,也增添了本书中译本的风采。

书籍资讯 

书名:《白瓷之路:一位瓷人串连东西方的朝圣之旅》 The White Road: A Pilgrimage of Sorts

作者: 艾德蒙.德瓦尔(Edmund de Waal)

出版: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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